20世纪80年代，我在偏僻的苏北小城，曾彦修同志在首都北京，本没有一点儿交集。把我们联系起来、并最终成为忘年交的是张闻天。1976年，淮阴师专以南京师范学院淮阴分院的名义复校，我在中文系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史，并承担了创办学报的重任。我了解到张闻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颇有作为但鲜为人知，加之他在我家乡去世，我深为同情，遂确定把“张闻天早年文学活动”作为我的研究课题。我心存一种期望，做好这个别人没有做过的题目后，学报上可以发表一两篇有些特色的文章。皇天不负有心人，我在《淮阴师专学报》上发表的评介张闻天早年活动和文学作品的文章，引起了当时正参与编辑《张闻天文选》的曾彦修等同志的注意。他们向刘英同志和邓力群同志作了汇报，邀我参加编辑张闻天选集、传记的工作。在学校领导的支持下，我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不定期到北京参加张闻天选集的编辑工作。这样，我认识了曾彦修同志，并在他和其他老同志指导下工作和学习。由此，我的人生也步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曾彦修

初识曾公

约在1981年的秋天，我利用国庆假期，到北京参加《张闻天选集》的编辑工作。起初，书名为《张闻天文集》。当时，文集编辑工作小组在人民出版社四楼的一间房间办公。说来正巧，隔壁就是戴文葆先生。戴先生是江苏阜宁人，他的夫人同我的二姐是无锡竞志女中的同学。我去的时候，戴先生正同彦修同志一起为人民出版社编辑一套四卷本的《鲁迅选集》。我对鲁迅也有一些研究，在淮阴主编过一本《鲁迅杂文选讲》，由江苏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他们是怎样编选鲁迅作品的呢？我不能放过这个学习的机会。

进到戴先生的办公室，只见他和曾公面对面坐，正在讨论《鲁迅选集》第三、四卷杂文的选目。两张办公桌上铺满了卡片。鲁迅的每一篇杂文都有一张，卡片上写有该文题旨及是否入选的理由。经过商量，把不拟入选的摆到一边，把入选的留下。原来，为了编辑这本鲁迅杂文选集，他们对鲁迅十六部杂文集逐篇都作了研究，做了卡片，写下了是否入选的意见，在此基础上再商量决定。

他们问我那本杂文选讲是怎么编的，意思是向我取经。我感到很惭愧，在他们面前，那本书有些“不值一提”。我回答道：“我们那本《鲁迅杂文选讲》是给中学语文教师函授学习用的，选目三分之二是选入中学语文教材的鲁迅杂文，另外三分之一选了代表鲁迅杂文各种风格的名篇，以便让学员对鲁迅杂文的全貌有个初步的、具体一点的认识。”他们鼓励我说，这也是一种编法，好处是实用、针对性强，可以解决教学的需要。

《张闻天选集》的选编，邓力群与曾彦修等同志商定了三条入选标准：一是该文观点是张闻天首次提出的，跟着别人说的，说得再好也不要；二是经过实践检验是正确的，错误的不要，因为这是一本公众读物，不是供进行学术研究的文集；三是在历史发展中产生过影响的，或虽然没有产生影响、但在特定历史时期其思想观点处于前列的。按照这三条标准，一些在党内以至社会上流传的名篇，没有费多大劲就选定下来了。要花力气的是还有一些重要篇章，如重要会议上的发言、讲话，起草的重要文件，草拟的重要电报，大多并未公开，鲜为人知，需要搜集、查找、发掘。也就是说，必须在掌握张闻天全部作品的基础上才能编辑出比较真实可靠的张闻天选集。

除了编辑指导思想高明外，这个编辑组的组织形式也很有特色。邓力群（《红旗》杂志原来的副总编辑）任领导小组组长。领导小组的成员有曾彦修，时任人民出版社总编辑；何方，时任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以前在张闻天身边，曾任驻苏联使馆研究室主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徐达深，时任社科院西欧研究所所长，曾任安东市委书记，驻苏联使馆参赞；马洪，时任社科院工业经济所所长；陈茂仪，时任人民出版社社长。主要参与领导小组工作的是曾、何、徐三位。再就是我们这些做具体工作的同志：萧扬，工作小组的组长，时任世界知识出版社总编辑，他从驻苏联使馆到外交部，就在张闻天身边，政治水平高，文字能力强，我帮他打下手，向他学习；参加工作小组做具体工作的，还有张培森、施松寒，他们都是党史专业，科班出身。能参加此项工作，对我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提高的机会。

《张闻天选集》

指导考证“歌特”是谁